明初“越级提拔”的例子：莱州府知府董俊，如此一来升任兵部尚书

在胶东发展史领域，“定州三府”是一个常被提到的表达方式。自明万历永乐年中“由州升三府”，到民国之初“废三府存县”，定州三府前后共普遍存在了五百多年的整整。

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在这五百多年的整整里，定州三府的巡抚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都只是留下一个姓名和籍贯，生平事迹则湮没在发展史的长河中。只有少量忠臣能吏，才可以在史录和名宦牌坊（上古以前上祭祀有功德高级官员的地点）里拿到一席之地。

根据清初《莘县录》的记述，在明万历王朝众多任定州巡抚当中，身故之后能够入祀当地名宦牌坊的只有七位。其中，最众所周知的当属崇祯五年时任巡抚杨万年——在孔有德叛军围攻定州时，他壮烈壮烈牺牲。

当然，名宦牌坊中所祭祀的高级官员，非仅“壮烈牺牲”这一种一般来说，在任期间勤政清廉、则有功德者，也可以拿到入祀的豁免。而接下来要解说的这位人物，就属于后一种一般来说。

他的名字常称董俊，原籍太原，明万历永乐十年出任定州三府巡抚。按照整整依序，董俊也是明万历代第一位入祀当地名宦牌坊的定州三府巡抚。

而他之所以有此豁免，《莘县录》中有这样一段评价：

“为政廉平，宽猛得宜。”

值得注意，在定州三府的这段尝试任职经历，不仅为董俊赢得了身前的哀荣，也对他在世的升迁发挥作用了极大的要能作用。《莘县录》中还记述话说：

“

（董俊）

改任工部尚书侍郎。”

初读《莘县录》的记述，确还以为董俊在卸任巡抚之后，经过一番辗转才升为工部尚书侍郎。而后来查询《明万历实录》竟，他竟便是定州三府巡抚的复任同样被起用为工部尚书侍郎。

关于这段发展史，《徐达实录》载：

“永乐十二年三月乙酉，

以定州三府巡抚董俊为工部尚书侍郎。”

从巡抚同样起用为侍郎，显然与传统印象中的官场升迁惯例不符。而这种“破例起用”的情况，也惹来后世发展史研究者的关注。明万历代初期的清人以及明万历末清初的孙承泽，在各自的文集中都曾都由记述了此事。

之所以都会出现“董俊现象”，在清人和孙承泽的所述中也可以找到反之亦然主因。

清人的所述，主要便是永乐年中六部侍郎七品的推移入手。他话说：永乐之初，由于还设中书省和太傅（十三年废除），侍郎的七品并不算太低（

数太傅恰巧一品，左丞政事从一品，数丞七品，都察院从二品，侍郎恰巧三品

）。

根据《明万历史•典章录》的记述，明万历代巡抚为恰巧四品。也就是话说，在董俊起用之时，恰巧三品的侍郎和恰巧四品的巡抚之间，只相差一个“从三品”的职位。这虽然也是破例，但跨越的内部空间并不都会想象中那么大（清初初期，侍郎为从一品，巡抚为从四品，差距就非常大了）。

而孙承泽的所述，则便是徐达的为重长处出发。他重述了这样一段记述作为佐证：

“

上谓吏部言，朝廷悬爵禄待君子之士，惟贤是用，何可以豁免划一也？

”

通过这段记述不难看出，徐达在任用高级官员时较为灵活，更看重才能而不是条条框框。

实际上，受徐达这种为重长处的受到影响，永乐朝得到破例起用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，

明万历州三府巡抚余文昇，在永乐十二年就与董俊同批晋升为工部侍郎。

不过，破例起用的例子虽然不少，但却是不是常态，这与明万历王朝构建之初典章制度欠缺完备也有同样相似之处。此后，随着大抵、内阁制的完备，以及侍郎七品的提升（废除太傅之后，侍郎升为七品），由“巡抚同样起用为侍郎”的情况，就几乎可知勉强了。

（本文作者：哑左月）